省党员为那些军阀控制区域的贫苦农民发声道，“陕北一个成年农民一年的口粮折成小麦是16斗，但是军阀在每个丁口身上征收的税赋就接近8斗。

    渭南县的苛捐杂税简直多如牛毛，一个月麦捐，要求每户每月出5升麦子，但是渭南原上风调雨顺的年份，一亩地也就收5、6斗小麦，这要让农民怎么活下去?”

    伍豪也接着众人的话说道：“陕西农民的困苦已到了极点，农村的劣绅，其罪恶与军阀、官僚相等，农民自救，只有聚众反抗这一条路。各地爆发的交农运动不是暴乱，而是农民起义，我们应当站在农民这边，而不是军阀那一边。”

    李润石则对于陕西省党支部过去脱离农村的工作进行了批评，认为党员们过于迷恋城市工作而放弃了农村工作，这在中国这样一个以农民为主要人口的国家是行不通。

    他最后总结道：“…过去3个月里，我们不仅去过固原、海县等灾区，也走访过华县、渭南和榆林等地，我们不仅和城里的绅士阶级交谈过，也和乡下的农民们讨论过。

    农民们告诉我们的，和城里绅士阶级告诉我们的，完全是相反的。从农民那里，我们听到了许多奇事，可谓是闻所未闻，见所未见。按照我们的调查，农民们讲述的才是事实，而绅士阶级讲述的不是颠倒黑白就是只讲一部分实话。

    我相信，这些情况在各地应当是常见的。因此，我们应当迅速的纠正各种反对农民运动的舆论，陕西党支部之前对于农民运动发表的一些错误言论应当进行纠正。只有这样做，农民才会相信我党，支持我党，从而进一步推动陕西革命的进程。

    我应当再一次的提醒各位同志，革命不仅仅是建设新秩序，也应当是对于旧秩序的摧毁。而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农业人口占据绝对多数的国家，革命就是解放农民，就是让农民冲破一切束缚他们的罗网。

    只有当几万万中国农民从北部、中部、南部各省起来，如暴风骤雨一般的追求解放，那么无论什么大的力量都压不倒他们。当他们在解放的道路上奔跑时，一切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土豪劣绅，都将被被他们葬入坟墓。而一切革命的党派、革命的同志，都将在他们面前受他们的检验而决定弃取。

    我们究竟是站在他们的前头领导革命呢？还是站在他们身后指手画脚的批评他们呢？还是站在他们的对面反对他们呢？我以为，对于本党来说是不言而喻的。”

    坐在会议室内被青年党员批评的张绍曾感到了愤怒，在李润石说完之后，他就怒气冲冲的反驳道：“你们这是再宣扬冒险主义。在东北的时候，吴川主席就说过：革命需要破坏旧秩序，但更要建立一个新秩序。

    现在我们在陕西控制的地区并不大，我们的主要工作还是先完成陕西的基础建设，军阀的问题可以逐步处理，但是不加限制的煽动农民起事，只会让陕西乃至整个西北地区混乱起来，到时候我们还怎么搞建设？那些乡绅也会站到我们的对立面去…”

    这场陕西省党支部的扩大会议原本是讨论关于赈灾事务收尾的，关于当前各地的农民运动只是顺带的议题，但是如今却变成了一些年轻党员对于陕西省党支部所执行的革命路线偏差问题的声讨了。

    张绍曾虽然不愿意接受这些年轻党员的批评，如果不是因为赈灾指挥部的存在，这些年轻党员甚至不能在省党支部会议上发言，而且魏野畴、杨钟健等本省党员也难以绕过各级组织直接对省党支部的工作提出质疑，因为程序上不合法。

    但是李润石、伍豪等人却并不属于陕西省党支部的人，甚至连西北局都管不到。他们是隶属于中央党部管理的年青干部，这一次不过是借调给赈灾指挥部使用，因此张绍曾甚至不能以组织手段压制对方的发言，因为李润石、伍豪等人都可以把自己的发言整理成文字，直接发给中央党部。

    而想要用理论压倒这些年轻人，张绍曾显然是无能为力的，虽然他身边也有不少党内的秀才，但是对于经过中央党央校培训的李润石、伍豪等人来说，他们的理论基础显然要比这些秀才们深厚一些的。特别是那个李润石，在理论之外还富有深厚的调查经验，张绍曾在陕西待了这么久，有些事情居然还不如对方知道的清楚。

    在省党支部会议上辩论失败的张绍曾等人很快就发现，他们陷入了一个尴尬的局面，基层的党组织在了解了这场辩论之后，纷纷站在了李润石、伍豪等年轻人的这边，只有那些城市里的党员偏向于他们这边。

    这个基层党组织可不仅仅是指乡村内的党组织，还包括工程建设部队内的党组织，而工程建设部队又和军队关系密切。因此张绍曾很快就发觉，他自己反而还处于劣势了，因为现在支持他更多的，反而是党外的知名绅士，基层党员反而看不惯他们这些老是待在城市里的高级干部了。